655年，武则天去祭拜昭陵，给李世民上香，途中生了儿子李贤。武则天、李贤关系不好，形同水火。684年，武则天派人去四川，处死李贤。
把时间往前推二十九年，李贤的降生颇有些仓促。655年，唐高宗李治带着武则天前往昭陵，途中生下这个孩子。李贤是李治第六子，也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。
李贤从小聪敏，读书记得快，仪态也好。唐高宗对他颇为欣赏，先后封他为潞王、沛王、雍王。皇子受封并不稀奇，真正让李贤走到朝堂中央的，是675年太子李弘去世。李弘死后不久，李贤被立为皇太子，东宫一下成了各方目光聚集的地方。
高宗晚年常受疾病困扰，处理政务并不轻松，李贤因此多次监国。他办事有条理，对刑狱也较谨慎，得到不少大臣认可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并非只会批奏章，还召集张大安等人为《后汉书》作注。后来长期流传的“章怀注”，让后人看到，这位太子确实有学问，并非只靠身份获得声望。
可在皇宫里，能力越强，有时越难让人放心。李贤是名正言顺的储君，又通过监国接触实际政务；武则天则已经深度参与朝政，拥有自己的支持力量。两人即便不公开争执，身边的人也会不断比较：未来谁来做主，东宫会不会提前形成新的权力中心？
裂痕就在这种气氛中扩大。武则天曾把《少阳政范》《孝子传》等书送给李贤，并多次写信训诫。寻常母亲教导儿子，本不值得多想，但皇后训诫太子，背后还有权力意味。李贤听到的不只是母亲的不满，更可能是对储君资格的警告。
宫中还有一条让他难以安心的传言，说他并非武则天亲生，而是韩国夫人所生。这种说法没有可靠证据，却足以伤人。一个太子若连自己的出生都被拿来议论，便会担心母亲另有偏爱，也会猜测弟弟李显、李旦是否可能取代自己。猜疑一旦出现，任何小事都能被理解成威胁。
术士明崇俨又给这团疑云添了一把火。他受到武则天信任，曾称英王李显相貌像唐太宗，还说相王李旦的面相最贵。这样的评价传到李贤耳中，等于有人当面暗示：太子之位未必属于他。后来明崇俨遇刺身亡，武则天怀疑李贤与案件有关，母子间最后一点信任也被击穿。
李贤还留下《黄台瓜辞》。诗里没有直接点名任何人，只写瓜被一次次摘走，最后连瓜蔓都保不住。后人常把它看成他对骨肉相残的担忧。它未必能替史书补上所有空白，却能说明，身处东宫的李贤早已意识到，储位之争不是输掉官职那么简单，而是可能连性命也保不住。
680年，朝廷派人搜查东宫，在马坊中发现数百领铠甲。私藏甲胄是重罪，尤其发生在太子居所，很容易被指向谋反。李贤是否真的谋划政变，铠甲又是谁放进去的，后世很难查清。唐高宗一度想保住儿子，武则天坚持大义不能包庇亲属，李贤最终被废为庶人。
东宫案发后，受牵连的不只是李贤本人。亲近他的官员被贬被逐，原本围绕太子运转的班底迅速瓦解。这种处理方式也说明，朝廷要解决的并非一桩普通刑案，而是要把可能依附李贤的政治关系一并切断，让他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的可能。
从那一刻起，他过去的优点都失去了作用。会办事，可以被解释为收买人心；有学问，可以被视为经营名望；东宫官员拥护他，也能被说成结党。李贤离开储位后被幽禁，曾经围在身边的人纷纷受罚。他已经没有机会公开说明，更没有力量改变结局。
683年，李贤被迁往巴州，也就是今天四川巴中一带。对一个废太子来说，这既是流放，也是隔离。可他虽然远离朝廷，身份仍很敏感。只要有人反对武则天临朝，就可能借他的名义聚集力量。李贤本人有没有这种打算已不重要，他活着，本身就可能成为某些人的旗号。
同年年底，唐高宗去世。684年，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，朝廷接连发生废立，局势骤然紧张。她派丘神勣前往巴州，名义上是检查李贤住处、防备外患。丘神勣到达后，把李贤关进别室，逼他自尽。李贤没有死在战场，也没有死于公开判决，而是悄无声息地结束在异乡。
事后，武则天在显福门为李贤举哀，把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，第二年又恢复李贤的雍王封号。这些举动看似在补救，却没有解开最关键的疑问：丘神勣为何敢处死废太子？他是擅自行动，还是明白上意？史书留下了结果，却没有留下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。
二十多年后，李贤的名位才逐步恢复。706年，唐中宗李显追赠哥哥为司徒，把他的灵柩从巴州迎回，陪葬乾陵。711年，唐睿宗李旦又追赠他为皇太子，谥号“章怀”。今天章怀太子墓中的《客使图》《狩猎出行图》等壁画，仍能让人想起他曾经拥有过的东宫生活。
这段往事最令人叹息的地方，不是宫里少了几句温情，而是猜疑一旦进入权力中心，就会自己生长。流言、术士的话、几百领铠甲，单独看都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，可当所有人都害怕失去位置时，它们便会被串成一条无法挣脱的罪证。李贤有才华，也有储君声望，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安全解释、重新接受审查的空间。最终，母亲失去了儿子，唐廷失去了一位经过实际政务历练的继承人，而后世只能隔着残缺记载，追问那道巴州密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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